1978年春天，政策又松了一些。
桃枝服装合作组接到了省城百货公司的订单。
表哥拿着合同跑进来，激动得脸都红了。
“桃子，三百件女式外套！这回真成了！”
我接过合同，先看交货期，又看预付款。
和前世那个只会等别人安排的沈桃不同，我现在知道每一笔钱该怎么走，每一个人该怎么用。
我带着工人连着忙了半个月。
最忙的那天晚上，那个请我吃过饭的技术员周明远拎着一饭盒红烧肉来找我。
他站在门外，怕打扰我们干活，半天没进来。
我笑着招手：“不是说下次请我吃红烧肉吗？怎么站着？”
他耳朵红了，把饭盒递过来。
“我攒了肉票。”
“那进来一起吃。”
我们坐在缝纫机旁，分一饭盒肉。
周明远看着满屋子灯光和忙碌的女人，问我：“你累不累？”
我点头。
“累。”
“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大？”
我夹了一块肉，慢慢咽下去。
“因为以前我饿过，也被人锁过门。我知道手里没有钱、没有本事的时候，别人一句话就能决定你去哪儿。”
“现在我想让自己和跟着我的人，都有选择。”
周明远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我能不能也帮你？”
“怎么帮？”
“厂里有一批旧设备要处理，我可以帮你联系。不是白送，按规矩办。”
我笑起来。
我喜欢他这句话。
不是施舍，是按规矩办。
后来，我们真的买下了那批设备。
桃枝服装合作组变成了小厂。
桂芬负责车间，许兰管账，厂里一半以上是从困难家庭出来的女工。
开业那天，县妇联请我去讲话。
我没说什么大道理，只说：“姑娘们，手艺可以慢慢学，账可以慢慢算，怕也可以慢慢不怕。可千万别把命交到别人手里。”
台下响起掌声。
我在人群里看见王春妮。
她回来了，脸色还很苍白，却牵着母亲的手，站得笔直。
她对我点了点头。
我也点头。
黄昏时，周明远来接我。
他推着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两斤苹果。
“去吃饭？”他问。
“吃什么？”
“红烧肉。”
我坐上后座，风从耳边吹过去。
远处厂房的窗户亮着灯，像一片安稳的星。
我抱紧怀里的账本，忽然觉得这一世所有失去的东西，都变成了推着我往前走的力气。
我不再是谁的媳妇，不再是谁的货物。
我叫沈桃。
我的新日子，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