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后来的事，大队里的人都知道了。
韩建国那件事上了公社的档案，说他有倒卖人口的图谋，虽然事没成，但记录在案，往后的路不好走了。
婆婆气病了一场，小叔子的婚事因为这件事黄了一门，拖到第二年才重新说上。
我带着东西回了城，在表哥家落脚，把缝纫机托运过来，在街道办申请了一个缝纫铺的个体执照。
起初没什么生意，后来靠口碑慢慢做起来了。
表哥的媳妇笑着说，"桃子，你在乡下那两年，是怎么想到这些的？"
我坐在缝纫机旁边，踩着踏板，"想多了，"我说，"穷日子过多了就会想。"
过了两年，政策松动，我的缝纫铺扩了一倍。
又过了两年，我认识了一个在工厂做技术员的男人，他话不多，做事踏实，第一次请我吃饭，是在国营饭店要了两个菜一碗汤，结账的时候找了半天零钱。
他把零钱摆在桌上，有点不好意思，"算好了是六毛，找了半天才凑够。"
我看着那堆大小不一的硬币，笑出了声。
那是1977年的冬天，外面很冷，国营饭店的窗户蒙着一层水汽，透过水汽看出去，街上的人来来往往，都穿着厚棉袄，走得很快。
我把那堆零钱推回他那边，说，"下次再请，你请我吃红烧肉。"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"好。"